南朝梁时有一位著名道士叫陶弘景，住在茅山，号称“山中宰相”。皇帝和廷臣们对他高度尊重，常常去信咨询国政大事，时间久了，皇帝嫌书信往来不便，就很策略地问他山中有什么，意在请他离开荒山野岭，入朝为官。陶弘景回复皇帝说：“山中何所有？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寄君。”朝堂富贵远不如山野闲逸更有吸引力。这位道士如果想要富贵的话，实在是太容易，看那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富贵反而不如山中白云，确实恬淡潇洒得很。先秦道家以及由之演化而来的道教都持一种避世的人生态度，道士有此说法倒也不足为奇。由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外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“富贵于我如浮云”，这句话却来自积极入世的儒家，而且是从儒家学派的鼻祖———孔子的一段话演绎而来。孔子曾说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虽然只有数字之差，但后人的演绎却很有些背离了孔子的原意，似乎儒者也同道者一样，对富贵不感兴趣。这种演绎与孔子的旨趣相差甚远，也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
　　儒家和道者对富贵的认识是有很大区别的。道者重生，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然长存，以为活着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价值之所在，主张小国寡民，自我放逐于山林田野，以富贵为长生之累，故弃之如敝履；儒家也重生，但更看重群体共生，而且以为自然生命之外，别有生命的意义价值存在，主张建立一种适合于群体共生的等级有别的社会秩序，在这种社会秩序中，个体的富贵贫贱只是人生的一种状态，一种表象，本身无可无不可，关键在于是否合乎有利于实现群体共生的道义。孔子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。”追求财富与地位，是合乎人的本性的，只不过要符合“道”的标准，也就是仁义的标准。

　　富者，财产多，人生所需之物质资料丰富而精良也，是人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；贵者，地位高，人生之意义价值因之而易于彰显也，是君子行道为民的必要条件。富可令人的生命存续更有保障，贵则令人生活得更有尊严。从生活经验看，且不要说锦衣玉食，即便是丰衣足食，不也远比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更令人向往吗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，受人尊重也总比经常遭人白眼甚至被人呵斥更舒服吧！所以孔子也承认，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欲望，而且孔子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贵的积极态度。

　　儒家确有安贫乐道的传统，但并不拒斥富贵。孔子曾这样夸奖自己的学生颜回，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颜回是中国历史上安贫乐道者的典范。但颜回似乎也没做什么事，穷困潦倒一辈子，年纪轻轻就死了。安贫乐道，落得如此结局恐怕不能令人满意，无法让后人群起而效仿，后世儒生虽然尊他为“亚圣”，但真正向他学习的寥寥无几。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子贡是个著名的商人，是孔门弟子中最富裕的，聪明机敏，经营有道，连孔子也称赞他“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当鲁国面临危难之际，子贡为老师分忧，主动请缨游说于诸侯之间，“故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霸越。子贡一使，使势相破，十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”，子贡以自身的功业，弘扬了老师的声名。子贡后来因富而贵，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，“子贡结驷连骑，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，所至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。”子贡自己活得潇洒畅快，又为光大师门作了很大贡献，他的生活远比颜回的更有吸引力。

　　虽然孔子对富贵持积极态度，但他的志向却不在个人富贵，而在弘扬仁道，复兴周礼。仁者爱人，儒家仁道首先是对人的生命的爱惜和尊重，这一点与道者是相同的。丰富精良的生活资料，安定有序的生存环境，这是生命得以存续的先决条件。先有生命的存续，然后才能追求生命的意义。管子云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这是中华先民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。孔子博学，加上自己少年贫贱的生活体验，令他对此有深刻的理解。也许正因为有如此认识，所以孔子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裕的积极态度。孔子曾教育弟子，一个国家如果人口众多，为政者首先要使百姓富裕起来，然后再施以教化，应当让富人不仅“富而无骄”，而且“富而有礼”。